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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借助个人数据防控冠病疫情是好事，但执法单位若可利用相同数据来打击犯罪也是好事。学者认为，政府所面对的是“对与对”的道德困境，而当局通过立法限定警方使用“合力追踪”数据的范围，既符合道德标准，也能解决两难。
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昨天在国会辩论冠病（临时援助措施）（修正）法案时，特别引述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汪炳华近期向他提及的一段话。汪炳华当时形容，政府在处理“合力追踪”数据用途的争议时，所面对的是“对与对”（right versus right）的道德两难（ethical dilemma）问题。
维文说：“要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选择，非常容易。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保护合力追踪数据来保护公众健康是正确的。但保护公共安全也是正确的，而且与保护公众健康同样重要，特别是在涉及严重犯罪时。”
汪炳华目前也是Goodwins律师事务所的数据保护顾问。他昨天受访时告诉《联合早报》，政府上月在国会披露警方有权通过刑事诉讼法获取包括“合力追踪”在内的任何数据后，便邀集包括他在内的专家学者就该问题进行咨询。汪炳华当时就是在这场闭门活动上，抛出“对与对”的两难概念。
汪炳华指出，要解决道德困境，一个方法就是不承认有两难。他举例，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诉讼法原本就赋予警方使用任何数据的权力，因此合力追踪的数据用途并不存在道德问题，但汪炳华表示这个方法并不可取。
在他看来，政府应采取“中庸之道”，即在不牺牲任何一方的情况下，提出一个有创意又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案，以解决两难的局面。他认为，立法限缩警方的数据使用权限是符合中庸之道的一种选择，另一种可能是监督数据的使用情况，以及对数据的使用进行审计。“如果有更多时间，可能还会有其他富创意的可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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