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媒体毫无道德的闹剧之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于3月23日凌晨逝世。
我对世界上两个地区充满了好奇，海峡对面的台湾和赤道附近的新加坡。于我而言，台湾的吸引力在于“中华文化中的民主世界”，而新加坡的吸引力是“英文世界中的中华文化”。
2009年我来到新加坡求学，历时三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正值房价疯涨之时，我问新加坡同学当地房价多少，才知道这个国家的房屋政策。新加坡大部分的房子是由政府建设称为”组屋”，房子的产权是99年。这是新加坡最为普遍的家庭住宅，大概80%的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这些房子里。那么这些房屋的质量如何？ 新建的组屋有一个标配的设施就是每一个住家里，有一个位置平时可以作为储藏室，但它的设计目的是“防空壕”之用。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为“防空壕的房子”。
在新加坡，组屋只卖给本国公民（还有永久居民，但价格不一样，其他的人士只能买私宅或二手的组屋），一个家庭只能买一套。作为一个新加坡公民，只要你结婚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套组屋（单身人士可以在40岁后向政府申请）。当然除了组屋之外还有其他的私宅，例如别墅豪宅。我的学校在新加坡植物园附近，这一带被称为“富人区”。那问题来了，假如我有一套私人的别墅，又有一套政府组屋，那么我不是个人拥有两套房子吗？可以。不过亲，你别高兴得太早，按照新加坡法律，同时拥有一套私人住宅和一套组屋的人，必须居住在组屋里面，而非私人住宅中。如果你住在自己豪华的别墅中，把组屋出租，这属于违法行为；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拥有两套组屋呢？例如因为家庭成员多了想换一套大的组屋，那么你之前的组屋必须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出售掉，一个人名下有两套组屋属于违法行为。不用多说，你知道新加坡法律有多严格。再加上财产的公开性，这种算盘就别打了。
那么新加坡的房价到底是多少？我在新加坡读书时，一套普通的组屋（90㎡左右）大概在新币35-40万左右（汇率是1:5左右）。而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的基本工资大概在2500-3000新币左右。你们俩刚参加工作就预备结婚，就可以申请买一套政府组屋。家里付了30%首付，或者你申请了政府房屋贷款（利息超低）。剩下的钱分15年还。好了，这笔账大家知道该怎么算。
租屋的政策源自于1960年，当新加坡拥有自治权之后。自1965年建国后，李光耀提出“居者有其屋”，时至现今从来没有更改过。当那时“炒房”和“房奴”成为中国最火热的名词时，我才意识到李光耀在这个岛国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时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名词是“反腐”。新加坡政府可以很自豪地宣称，这事情在本国不是什么大问题。李光耀采取高薪养廉的方法防止腐败的发生。首先，所有公务员的财产是公开的，你的薪水是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其次，儒家式的家族荣誉感。作为一个高官，你“出事”所带来的名誉损失，是你无法挽回的。我记得曾经在当时的联合早报上看到一个官员因为受贿的问题身败名裂，而大家的讨论不是“这个人贪了多少？”而是“这样做太不值得！”新加坡社会是唯一一个将赡养父母列入法律的国家，即儒家式的“以孝治国”。但不要以为政府对老人的养老问题置之不理，一间慈善机构办的养老院，如果做得非常出色，会得到政府给予的99%的费用补贴。我们能够看到，新加坡政府对待个体家庭的问题，角色不是监督者，而是解决者。
新加坡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念——“唯才是用”。重人才，一直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生存理念。当我们这群海外学生了解到新加坡政府有非常优厚的人才待遇时，我们都觉得，他们这样做值吗？全额奖学金支持你在世界上排名前50名的两所大学读书，只要你毕业后在这个国家工作两年或三年，而且往往工作的条件又非常地优越。这样的方式引进人才值吗？身边的朋友说，“其实这是最廉价的方式引进人才，你在本国被培养到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然后这个国家开出丰厚的奖学金吸引其他国家中最优秀的人才在本国读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引进人才中，读书的人才是最便宜的，你所有的费用基本用在学校，学生能在外面花掉多少钱，哪一个申请奖学金的人不是省吃俭用的过生活？然后给你一家好的公司给你优惠的条件让你工作两年，你还舍得离开吗？”
李光耀深知“唯才是用”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人性的另外一个弱点“亲情”。在家庭与社群交往中，重亲情是一件值得称许的事情。但对于政府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毒瘤。这种附带关系导致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政府唯有看重才华才能避免自身的腐朽。
自1965年新加坡建国至今，一直只有一个政党在执政。这与亚洲的其他一党独大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何在这篇土地上这个政党不用暴力的手段可以生存这么久？！我们这群中国学生时常讨论“中新两国”，这两个以华人为主体，政治体制又如此相似的国家，到底有什么不同。一个朋友说了一段这样的话，“其实华人要的很简单，我们要的是生活，而非西方民主式的权利。只要安居乐业，权利是可以放在次位的，新加坡政府在这点上非常地清晰，所以他们解决了民生，至于你是西方民主式还是儒家式的家长制，对于华人民众来说，并不要紧”。
2011年新加坡选举时，我们这群中国学生赶去现场听工人党的宣传大会。人民行动党（新加坡执政党）派出两个最好的干将，征战后港和阿裕尼集选区。三天后工人党击败了行动党，赢得了议会的两个席位。当时的李光耀公开说，“后港会后悔五年”。但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发出了与父亲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一个礼拜后，担任李显龙内阁政府资政的李光耀和吴作栋宣布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辞职声明中，李光耀这样说道：“我们研究新的政治局势并考虑这一局势对今后的影响……是时候让年轻一代推动新加坡在更加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向前。”
李光耀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呢？首先是社会福利、国民的生存之本，然后才是民主的规范和流程。”的确，李光耀在位的时候，为了前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时至今日新加坡的国民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亚洲其他国家。但这个“然后”，他始终没有去推动，直到2011年选举中的变迁才让他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于是他结束了自己近60年的政治生涯，承认了“时代的改变”。而当总理李显龙发出跟父亲完全不一样的声音时，这个“然后才是民主的规范和流程”，就已经开始。或者可以这么说，当李光耀辞去资政的那一刻，就是新加坡“民主式”的开启。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好父亲，“严己为民”，早期家长式作风将新加坡带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当意识到这个国家长大了，他也毅然地放手。好的父亲不仅懂得如何培养一个儿子，也应该懂得在该放手的时候放手。
（信息来源：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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