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新加坡教育部宣布，新加坡本地所有中学将在2024年以前陆续实施科目编班全面计划，不再有快捷与普通源流之分。
其实在2018年9月底，新加坡教育部就已经宣布了计划废除小二年底考试以及部分小学和中学的年中考。
当时不少家长认为，尽管取消了部分考试但部分习惯仍旧难以改变：
繁重的课后补习；小学离校考试(PSLE)是非常重大的压力点；最重要的是，分流制度依然“根深蒂固”!
教育部当时是希望改革举措引起社会思考：让父母、学生或是教育工作者，能够进行真正的、深入的反思，了解到什么才是教育孩子更好的方式，像是学习的乐趣，培养以及激发好奇心，将会让学生终生受用。
但具体落实下去必然遇到各种现实“壁垒”，所以关键还是取消之后的各项配套举措能否跟上。
如今，中学阶段分流制度的取消，降低对学业成绩的过度偏重，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目的就是在各教育阶段，打破了源流之间的界限!提供更公平的教育环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去年展开了针对新加坡教育公平性的调查，调查显示，26岁至65岁新加坡人当中，每10人就有约6人的教育程度比父母高，相对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比例来得高，这也显示出新加坡人的教育流动性在显著提升。
OECD的调查报告从成人技能评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简称PIAAC)，以及国际学生评估项目(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两项调查中获取相关的数据。
教育一直在向上流动!
在教育向上流动方面，新加坡跻身世界前列，近十分之六的成年人获得的资格高于父母。
在1940年代中至1950年代出生的成年新加坡人当中，父母教育程度高者完成高等教育，比父母教育程度低者高出55个百分点。
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父母拥有高教育水平者完成高等教育的比率，则比父母受教育低的国人高36个百分点。
这显示，父母教育程度低的新加坡人完成高等教育的机会，过去几十年来，显著提高19个百分点。
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高中教育水平父母的子女只有不到20%的机会完成高等教育。
现在，这样的人有大约60%的机会。对于至少有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所生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已从70%以上增加到90%以上。
“弱势学生”表现其实很好!
另一方面，调查也发现，新加坡的弱势学生的教育表现，对比其他国家的弱势学生来得好，但对比自己国家内的顶尖学生，却又有较大的落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发现，新加坡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比例方面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澳门和香港。
在科学，数学和阅读的客观测试中得分很高。来自贫困家庭的15岁儿童中约有43%表示他们对这些核心技能的掌握程度很高，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
经合组织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也发现，在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后，新加坡大约一半的弱势学生出现在国际顶级学位中，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约30%!
但是，当涉及到“国家应变能力”时，这些学生的科学成绩与自己国家的最佳表现者相比，只有十分之一符合这一标准。这低于其他24个国家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包括香港和芬兰的教育系统。
针对OEDC的调查报告，新加坡教育部(MOE)表示：
来自低SES(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相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类似SES背景的同龄人而言表现是绝对可以称之为不错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这里的弱势学生所适用的“国家应变能力”的标准要高得多，因为在新加坡，优秀学生的表现实际上是非常出色的。
例如，在2015年比萨科学考试中，新加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中只有10%得分至少为631分。对于新加坡学生来说，631分被认为是比较科学的得分。
但在芬兰，这个得分为599。因此，14%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能够达到这个分数或更高。如果按照芬兰的基准来算的话，大约17%的新加坡“弱势学生”能够达到599分及以上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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