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李光耀的一句话：“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这句话难于查证出处及真实性，但有人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与儒家文化关系极大，也有不少文章对此加以论证，比如《新青年·权衡》曾刊文说，“新加坡：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威权主义国家”，也有论者认为李光耀与儒家文化渊源颇深，如《海峡通讯》曾载“李光耀与儒家思想”一文，认为李光耀以儒学核心价值观为治国理念，在天然资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推进新加坡经济腾飞，创造了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使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的治理和发展成绩有目共赌。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人口少、资源匮乏、种族冲突、经济落后、失业率高、国内市场没有发育、国防脆弱，新加坡面临巨大内外危机。可新加坡用了不到40年时间，进入发达国家之列。据统计，2014年，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2万美元，在世界人均国民总收入排行榜上名列第四，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
很多国家对新加坡的成就感兴趣，想总结其成功经验，学习其成功做法，中国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积极，不但研究新加坡的成功之道，还不断派公务员到新加坡接受了为时不短的培训，大有将新加坡模式移栽过来的味道。而一些学者则拼命论证新加坡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威权主义国家，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
倘若是儒家文化造就了新加坡的辉煌，我们还需要向新加坡学习什么呢？我们就是儒家文化的大本营、发源地，老根子在我们这里，我们只需要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可以造就自己的成功了，何须以他山之石攻玉？逻辑上不是十分荒谬么？
李光耀为了讨好新加坡华人，确实讲过：“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他也说过，“任何国家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传统，都不可能照搬套用，总是根据本国国情，为我所用。我们倡导儒家思想，也要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才能引发真正的效益。”
这些都让外界误以为新加坡就是以儒家文化、儒家价值观治国的，其实，在实际的政治、政策之中，并不据此而为。在国家治理上，新加坡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模式，用学者的表述来说，新加坡模式就是精英治国机制主导下推行威权法治主义、发展主义、贸易开放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最终让新加坡形成了廉洁政府架构、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高积累的财政模式和稳定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这种模式，新加坡打造了廉洁高效的政府，并由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事务，强调秩序先于民主，让一个弹丸之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威权法治主义、发展主义、贸易开放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并不是儒家所独有，甚至有的还是儒家所缺，自然不好意思说儒家是新加坡成功之根本。
相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新加坡曾禁止它的学校教授华语，结束了百年老号的传统华文教育体系，还关闭了民办南洋大学。华裔学子的母语是英语，华文只是第二语文，学校教学媒介是英语，华文沦为语文课程，华人圈里也以讲英语为上层人物的标志，儒家文化在新加坡可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另外，新加坡华人尤其掌握政经大权的精英阶级都是受西方教育，更以基督教徒为主，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才是新加坡最内核的东西。现在的新加坡华人已是第三、第四代，他们知道自己的祖籍，但从未回过大陆，与儒家文化早已断裂，是实实在在的“香蕉人”。因此，“它的国民是黄种人，但是，它的思维，却是英联邦的。它号称有华人血统，实际上，并无多少相干。他们实际上是黄皮肤的英国人后裔。”
并不是说只要是华人，就一定奉行儒家文化，成功了，就说儒家文化功莫大焉。人是制度的产物，同样的族群，在不同的制度下，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朝鲜和韩国，同文同种，同一种服饰、文化、语言、生活习俗，但发展结果截然不同，我们能够说，韩国的成功关键在于奉行朝鲜文化么？韩国的成功主要因为两条：一，政治体制上，坚定不移地走民主宪政之路；二，经济体制上，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这两条也可以套用到新加坡身上。
新加坡的成功，与儒家文化没有关系，将新加坡的成功牵强附会为儒家文化之功，是大陆人的意淫罢了。就算新加坡借鉴了儒家文化，也正如李光耀所言，“不是照搬套用，而是根据本国国情，为我所用。”回到文首，倘若那句话确为李光耀所言，就会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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