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迎来关键时期，特朗普却突然宣布将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外媒称，特朗普停缴会费其实是“预谋已久”。美国《外交政策》曾报道称，特朗普于2月提交2021财政预算案时，就提议把向WHO提供的资金，从上一年度的1.23亿美元锐减至5800万美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4月14日宣布美国将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引发争议，这一决定被谴责将把无数人置于危险之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也强调，WHO必须得到支持，这对全球战胜新冠疫情的努力绝对关键。
WHO总干事表态：感到遗憾，寻求其他伙伴填补空缺。
WHO特使表态：当前聚焦应对疫情，日后再提出批评。
《柳叶刀》主编愤怒：这简直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每一位卫生工作者、每一位公民都必须抵制和反抗这种对全球团结的惊人背叛。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特朗普唱反调：会继续与WHO合作，WHO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
比尔·盖茨在Twitter表示：WHO的工作无可替代，特朗普的做法很危险。
《华尔街日报》指出：特朗普以此作筹码在WHO安插美国人。
美国每年向WHO捐助超过4亿美元的资金，这一数字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如果美国切断对它的资助，将对该组织造成重大打击。目前WHO正在进行疫苗试验、分发测试包，并向世界各国政府提供防疫建议。
自美国本土疫情日益严峻后，围绕疫情防控方面WHO开始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各种批评。
而来自美国的所谓问责主要有以下几点：
☑ WHO当初为何没能及时拉响警报?为何直到3月11日才宣布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
☑ 当美国最早对中国发布旅行禁令，WHO反而持反对意见?
☑ 在美国疫情失控之际，WHO反而又在称赞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并推荐中国经验。
☑ 对不少舆论而言，这些都是WHO的决策失误，特朗普将WHO形容为“中国为中心”(China-centric)，有何不妥?
针对这些问题，WHO发言人哈里斯(Margaret Harris)接受了美国CNN节目《全球公共广场》主持人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连线采访，介绍WHO自疫情爆发以来的决策过程。从WHO的角度呈现事态发展过程，对各界更全面地了解事态全局有一定助益。
问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WHO和是否由隐瞒疫情数据?为何没有更早地宣布疫情为全球大流行性疾病?为何WHO反对美国1月下旬的旅行禁令。
哈里斯通过WHO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轴”和相关WHO条例的“历史线”两个层面做出了回答。以下为大致答问内容：
2019年12月31日
中国正式宣布武汉出现疫情
2020年1月1日
WHO在1月1日成立紧急事故管理支援团队，并开始着手制定应对指引和政策。
1月10日
WHO根据过往应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及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经验，发出第一个疫情相关指引。
1月14日
WHO表示病毒可能有限度出现人传人。
1月20日、23日及30日
WHO派出专家小组前往中国，并与中国官员会面。中国鉴于疫情爆发严重，23日起陆续封锁武汉等湖北城市。
2月3日
WHOW再发布针对贫穷国家预防新冠病毒的新指引，并于2月11日举行论坛，邀请全球400多名专家出席，讨论病毒研究及疫情状况。
2月16日至24日
WHO联同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专家，组成特派团再度前往中国，与当地卫生工作者和科学家会面。
2月28日
WHO将疫情警报提高至最高的“非常高”，呼吁其他国家做好疫情即将在全球爆发的准备。
3月11日
WHO正式宣布新冠肺炎已在全球流行。
扎卡瑞亚：WHO是否和中国一起隐瞒疫情?
哈里斯：1月1日起WHO便进入抗疫状态!
扎卡瑞亚：1月末，中国政府封锁武汉，病毒蔓延至6个国家。WHO此时并没有宣布其为全球大流行，也没有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在1月28日，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访华，称赞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设立了新标准，以及在此过程中的透明度。难道不是谭德赛率先将政治带入其中，和中国一道隐瞒疫情?
哈里斯：截至2019年12月31日，WHO已收到来自不同消息源的通报，其中包括中国官方的通报，当时有44例不明肺炎。2020年1月1日，WHO便进入抗疫状态，组建事故管理支持小组。这个时候WHO就已经吹响警报。
WHO基本上每天都会收到全球各种不明的、令人担忧的病毒的爆发报告。但WHO从最初便意识到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不同，也专门派出所在国家办事处的人员勘察实况。到了1月4日和5日，WHO就先后通过社交媒体和官网通报了中国肺炎病例。
在1月中旬，中国武汉尚未封城，那时候有病例不断增加，而实际上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则发生在1月中旬，那时尚未发现“人传人”现象。即便如此，1月10日，WHO就发布全套指导建议，包括建议人们必须将它当做一种严重疾病对待，人们也必须采取一些预防举措，包括对飞沫传播的警惕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WHO发出这样的指导，是因为当时它看起来的确很像SARS和MERS。
同一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月12日中国向WHO提供了新冠肺炎基因序列，随后公之于世界。现在大家所谈论的病毒检测，自那时起才变为可能，正是通过这种检测，人们才可以理解疫情的规模。
扎卡瑞亚：谭德赛为何拒绝在早期宣布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
哈里斯：大家存在分歧，缺乏共识!
扎卡瑞亚：1月23日， WHO冠状病毒紧急委员会1位成员、澳洲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教授麦肯锡(John Mackenzie)提到大家的讨论有一个僵局，谭德赛拒绝将其宣布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麦肯齐认为这很大原因和中国隐瞒有关。
哈里斯：这些会议都是机密讨论。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和科学家参加，他们查看证据，并展开自由激烈且开诚布公的讨论，最后一致向谭德赛提供建议。
实际上，大家当时给谭德赛的说法是“大家存在分歧，缺乏共识”。谭德赛要求大家再次讨论，拿出一致建议，但依然未果。所以，那时WHO并未宣布疫情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但随着更多证据的出现，各界在再次讨论下，最后于1月31日宣布该疫情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
扎卡瑞亚：WHO为何反对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
哈里斯：所处历史阶段不同!
扎卡瑞亚：1月21日，特朗普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而WHO则表达批评，认为该禁令不合时宜。但如今大家都在采取这种禁令。而在2003年，当时的WHO领导层对中国南部地区实行了旅行禁令，为何现在的WHO领导层反而不能采取当时WHO领导层的那种态度?
哈里斯：这关乎历史。就2003年的SARS疫情而言，考虑到疫情爆发对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东亚等地的经济冲击，WHO对于如何更好地管理“疫情的定位”有过很多调查及讨论，包括WHO的定性会否造成经济伤害。最后各成员国在2005年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IHR)。
此次围绕新冠肺炎召开的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正是根据这一条例所设置的要求。其中的复杂性就和它本身是一种“国际协议”有关。该条例的关键要求就是尽可能地保持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转”，因为疫情对经济、医疗物资的供应能力，和相关专业技能知识的共享，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这也是为何1月23日WHO突发事件委员会“不建议”实施旅行禁令。
在访谈中，哈里斯着重谈及了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该条例要求各国向WHO共享信息。而WHO依据该条例所做出的一系列应对举措，也与美国态度并不矛盾!
《国际卫生条例》得以让WHO发挥协调作用，与各合作伙伴一道协助国家建立防控能力。该条例还规定了在港口、机场和陆路口岸所应当采取的特定措施，从而遏制向邻国传播健康危害，与此同时防止各国采取不必要的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尽量减少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干扰。这也是全球应对2003年SARS疫情后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遵照该条例，WHO总干事谭德塞在2月曾两次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开会商讨疫情。
两次突发事件委员会委员和顾问开会都以电话会议方式开展。突发事件委员会委员有15位，主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沙特、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法国、荷兰、奥地利和塞内加尔。顾问有6位，分别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典、法国、加拿大和新西兰。
根据WHO在1月23日公布的消息，1月22日至23日，谭德赛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国疫情以及对韩、日、泰、新四国的疫情输出问题，评估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及证据，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委员之间有意见分歧，无法就当时状况是否构成PHEIC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要求10天内在收到更多信息后再次举行会议。不过，在那次会议上，各委员们总体上得出结论：
人际传播正在发生，起源仍然未知(最有可能源于动物宿主)，人际传播程度也仍不清楚，中国已经迅速识别病毒，并分享了病毒的基因序列，诊断工具得以被迅速开发，其他国家也已经在迅速作出决断，采取防护措施。
在此判断的基础上，WHO当天发出警告：
预计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国际输入病例，因此所有国家都应作好控制疫情的准备，包括主动监测、尽早检测、隔离及病例管理、接触者追踪及防止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进一步传播，并与WHO共享全部数据。
1月28日，中国以外首次确定“有限人传人”的情况;1月30日，考虑到疫情演变之迅速，谭德赛未等到10天便提前再次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达成共识，并告知总干事该疫情构成PHEIC。总干事接受该建议，并宣布新冠疫情为PHEIC。
当时，中国全国共有7,711例确诊病例和12,167例疑似病例。中国之外，则有18个国家确诊共83例病例。
事实上，白宫专家当时的判断与WHO决定一致。
1月31日，特朗普政府负责疫情防控的首席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首次公开警告，新冠肺炎病毒可以在无症状人群间传播。当时美国感染病例增加至6例。
只不过，特朗普当时对疫情的判断是“可控”，美国CDC当时判定，美国民众面对的整体风险依然“很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甚至说，特朗普政府研究了2002年至2003年期间SARS疫情，发现其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WHO这两次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期间，至整个2月份，特朗普政府一直认为疫情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在疫情和经济之间，特朗普优先关注经济或股市，而非对疫情的科学防控。
譬如，1月22日，特朗普曾在达沃斯经济年会期间，盛赞美国经济表现优异，并称美国已经制定了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方案。直到3月上旬，WHO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流行病，特朗普依然优先关注股市表现。3月13日，特朗普还曾引述借WHO的信息，证明自己欧洲旅行禁令的合理和正确。
在特朗普政府保持这种“乐观”态度的背景下，如果WHO过早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恐怕也免不了会被指制造和散播恐慌，拖累美国经济。
WHO在扮演好“协调”角色的同时，也要兼顾且平衡好疫情防控和全球贸易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考虑经贸问题，过于轻易地发出封锁疫情爆发地区的建议，反而不利于疫情防控过程中所需物资、人才和技术的流通与供应。
由此可以看出，WHO需从全局视角出发，根据疫情的发展，本持科学精神，在实证及详细资料的基础上，由来自中美在内的各国专家成员，按民主程序和国际协议做出决策。回望WHO组织对此次疫情的处理，也并不存在“延误疫情”或“针对美国”的行为。
至于特朗普对WHO的指控，既不属实，也与自己早前的言论及决策前后矛盾，更是推脱责任的政治操作。不仅无法获得美国政界的支持，更是将各国以及美国国民安康弃之不顾的错误举措。
WHO会陷入财政危机吗?
WHO的资金来源当中美国所占比例确实非常大，如果美国暂停向WHO提供资金，WHO势必受到明显的影响。
WHO预算中一少部分用于人员开支等日常运行费用，而更多的预算是用于全球各国的项目支出，比如医疗设备的购买，服务费用的支付，项目运营的费用等等。资金短缺可能会使WHO的项目和方案进展缓慢，或者实施困难，或者规模缩小。
但是美国中断费用支持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占WHO资金来源最大比重的自愿捐款中有多种形式，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紧急募捐，比如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遇到重大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安全或者人道主义危机时都会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并募集资金。这些资金最终来自于各国政府，有时也来自于民间组织。
因此，WHO可以通过紧急募捐方式，向国际社会募集资金;另外，WHO也可以接受民间组织比如个人、企业和慈善基金会的捐款等。
早在3月7日，中国政府就响应WHO呼吁，决定向WHO捐款2000万美元。中国之后，英国政府4月12日宣布，将向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等捐助2亿英镑，帮助贫穷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其中6500万英镑提供给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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