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初级学院，学生们可以接触到另一门学科——General Paper（即GP）。这门学科虽然主要考查学生的英语能力，但同时也要求学生对问题有自己的深刻见解。GP的内容包含广泛，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课本，从时政到环保，可谓包罗万象。而且所提出的问题通常都具有很强的辩证性，学生不仅需要拥有丰富的知识作为自己文章的例证，更重要的是要拥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如果当场给你一个从未遇到的问题，是否可以作出全面正确又有说服力的分析？想必大多数中国学生会被问得哑口无言。与此同时，那些问题所涉及的层面之广也是陈翘伊他们在中国连想都不敢想的。比如对同性恋是否有权结婚的讨论，对这种政治体系的辩论，还有科学和宗教信仰的取舍问题等等。
更有趣的是，大部分的上课时间不是老师在讲而是学生在讲，老师会精心创设一些问题情境让学生讨论，使大家在倾听不同意见中集思广益，在透析不同的思维方法中相互启发，从而培养学生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老师曾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你在一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役中抓到了一个地方的士兵，你很确定他知道能拯救你国家的信息，但他却坚决不答，这时你会严刑拷问他吗？”大部分的同学说会，但是也有少数同学说不会。那些说不会的同学觉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对人权的尊重，只要是你不愿意别人对你做的事你就不应该对别人做。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见解时我是十分惊讶的。然后老师告诉我们，那些说是的人属于十分现实的人，他们的道德观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我顿时觉得其实很多问题都没有肯定的答案，尤其是涉及个人价值观与个人哲学时。渐渐地，学生习惯于批判性地、反复地深入思考问题了，思路也变得更开阔、灵活、见解更深刻、新颖了。
陈翘伊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老师很少布置作业，但却经常让我们作小组的演说。学生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对所做的课题进行材料收集，然后经过小组讨论后拟出与课题相关的辩论。最后是在全班同学面前演说并接受老师及同学们的提问。例如我做过的一个课题——是否要让安乐死变得合法。当时我十分理所当然地回答了“是”，因为我觉得人死也应该死得有尊严，对那些在病床上受折磨，或者已经失去生存意义的人来说，安乐死对他们是一种解脱。可是老师却支出，我的论点过于片面，他问我：如果有个老人得了绝症，对他的子女来说，常年在医院里躺着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这时如果子女善意或恶意地怂恿老人在安乐死的同意书上签字怎么办？虽然说安乐死要经过本人的同意，但那个过程是无法预料的。一旦让它变为合法后，就一定会有人钻法律的漏洞。老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一年来我觉得自己想了很多以前不会考虑的问题，想问题的角度也更广阔了。
另外，我发现自己变得比在中国时更关心时事了。老师一直都鼓励我们看新闻，但由于心里十分反感，就算真的看了也不会有收获。自从进入初级学院以来，我就养成了阅读报纸和杂志的习惯。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且很喜欢思考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且很喜欢思考一些世界上存在的问题。以前的我可能会觉得这些与我无关，便懒得去想，而当我已经具备完善的批判性思维后，便觉得这些思考都是必需的。对我们生存的世界都没有思考与认识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当然，这也得益于新加坡较为中立的政治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看法也都是不带任何政治性的。我曾开玩笑地说，以前总是面向一个方向，然而站在赤道上，两边都能尽收眼底。
(文章来源：《27位留学生眼中的中新教育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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