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新加坡人对本国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满意度在2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九，在亚洲地区则排第七。不同国家的受访者也看好新加坡和中韩等国，认为这些国家在摆脱疫情后会变得更强大。
4月3日至19日，商业与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与民调公司Toluna，先后对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共1万2592名年龄介于18岁至80岁的公众进行问卷调查，从国家政治领导力、企业领导力、社区以及媒体四个方面，测量民众对各国、各地区处理冠病危机的观感。
结果显示，新加坡以48分满意度与印度尼西亚并列第九，高于平均的45分。排在前八位的依序是中国大陆(85分)、越南(77分)、印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59分)、马来西亚(58分)、新西兰(56分)、中国台湾(50分)、菲律宾(49分)。
此外，各国民众普遍看好亚洲国家在疫情结束后占据更有利地位，欧美等国和伊朗的地位则会相对减弱。新加坡在这一环节获得的信心投票多达42%。
各国民众也希望在疫情结束后，六个月内实现全面经济复苏，推行医疗改革，并更加善用科技，追踪接触者。
为何中韩新三国被看好
疫情最先缓和：中韩新三国采取严格管制
亚洲是疫情爆发最早的地区，中国在1月份爆发疫情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在2月相继出现了疫情。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韩国的疫情已经基本稳定，尽管新加坡出现了劳工群体的暴增，但其本土社区感染人群依旧未出现大规模增长，域内快速和有效的防疫手段，成为欧美等疫情严重地区参鉴的对象。
在防疫模式上，中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做法，除了对感染病例实行强制隔离之外，中国政府封锁了武汉等重要疫区城市、实行企业和工厂全面停工的举措，以牺牲经济的巨大代价控制疫情的蔓延。
与中国不同，韩国、新加坡在国内防疫的措施显得较为温和，对于境外输入管制较为严格。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新加坡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两万例，也到了防疫抗疫最为关键的时期。疫情爆发以来，新加坡的医疗资源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新加坡的医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很多人担心，新加坡的医疗系统会不堪重负。
其实早在3月中旬，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就表示，如果患者增加会将轻症患者送至隔离地点进行隔离治疗。颜金勇说，新加坡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中有80%的患者为轻微感染，之所以把他们全部留院，一方面是因为病毒爆发初期，大家对这个病毒都不是很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不希望患者四处乱跑，造成社区感染。
而随着疫情的发展，新加坡卫生部门对于建立社区隔离设施的要求也更为迫切。4月疫情发生第二阶段暴发后，新加坡更是直接建起了“方舱医院”。
新加坡政府先是把位于新加坡东部的白沙职总D’Resort度假村改造成第一个社区隔离设施，并于3月24日开始运作。之后在短短10天内，已将原本住在医院隔离，但病情早已经好转，无需接受更多治疗的386名病患转往这一社区隔离设施。
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新加坡博览中心(EXPO)被改建成第二个社区隔离设施，让病情已经好转，但体内还有病毒的轻症患者出院后在此继续隔离，直到完全康复才回家。这也是EXPO有史以来第一次用作展览以外的医疗用途。
此后新加坡劳工群体发生疫情暴发，政府将健康的劳工转移到海上浮动宿舍，以保障他们的安全。此后更是在六天内，将占地超过四个足球场的新加坡樟宜展览中心室内展厅改造为拥有2700个床位和近290个隔间的第三个社区隔离设施，并已于4月25日接收首批病患。
对于出入境，新加坡则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制，比如即将实行的任何国籍的短期访客禁止入境新加坡或在本地转机，已经实行的停止所有邮轮停靠本国港口，要求所有入境新加坡并出现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旅客，不论近期行程如何都必须在关卡接受病毒检测，并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
由于韩国疫情出现了爆发期，其在国内的防疫举措上并不像新加坡如此“佛系”，但即便如此韩国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封城的举措，大部分企业和工厂依旧照常务工，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停工状态。韩国总统文在寅更是对民众作出承诺，会在两周之内控制疫情。
在防控疫情的举措上，三根本毫无可比性，主要原因是各国人口基数和国家民族性的并不相同，这也直接导致他们防疫措施上的差异。
中国是人口大国，仅湖北省人口便为5,890万人，较韩国全国人口还多了六分之一。作为最先爆发疫情的国家，疫情爆发期又正好是中国春节期间。春运客流是中国人口流动性最大的周期，大城市前往各地的人潮是造成疫情扩散的重要途径。庞大的人员流动量决定着中国防疫压力是其他三国无法比拟的。
所以，采取封城、停工、停学是中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最有效果的措施，但这一手段却未必适用于日韩新三国。
与中国不同，韩新过去数月人流量不如中国之大、牵涉面积之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扩散的风险。
以新加坡为例，在中国疫情爆发后，考虑到疫情并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内爆发，只要该国对出现较为严重疫情的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入境管制，不让外界的病例有大规模的输入本国的机会，并及时地在国内采取有效的医疗防护措施，这样的手段一定程度上便可有效防止病毒大规模扩散的可能。事实上，新加坡的举措与韩国大邱市严办关口的举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而韩国经济体量和人口基数较新加坡多，新加坡“一城模式”的防疫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防疫之上也作出了更多举措，例如扩大了对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利用手机APP和GPS定位系统及时监控隔离信息，并封锁了部分地区关卡。
引入高科技防疫：中韩新三国的大数据防疫技术
中国在2月中旬推出健康码，一周内很快在全国广泛推广。这一健康码通过个人填报和政府后台信息对比，产生红黄绿三个健康码：
绿码者可以通行，红码和黄码者需要自我隔离。
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标准，用户在健康打卡申报信息后，将各自领取到一张码，该码随着用户每天的状况提交，也会随着用户所处位置区域和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国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健康码成为比身份证更加重要的通行证。
具备高密度的视频摄像机，当中某些具有面部视别技术，除了较易追踪公民的移动轨迹、出入场所外，面部数据还能绑定其他个人信息：手机、身份证、银行卡等，为管理部门所用。ka不仅得以追踪确诊患者的足迹，也能透过数据侦测其旅游史，更能透过摄像机画面，识别曾与确者患者接触的其他人员，并借数据共享系统，传讯告知其曾与确诊患者同处一室，有必要进行居家隔离或筛检。
不仅中国，韩国也在此次防疫中采用了大数据防疫的策略。与中国类似，韩国有着高密度的监控摄像头，管理部门因此可借数据库中的移动与录像数据，生成受感染者的完整移动轨迹，交由政府公布。倘若人民曾到过确诊患者出没的场所，便会在手机上的新冠应用程序收到警讯，同时被通知筛检。
而在新加坡，疫情暴发后政府严格追踪接触者，将国家监控与大数据相结合。一旦一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新加坡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就开始详细追踪患者最近的活动，他们曾去过哪里，接触过谁。
政府官员会给那些人打电话，询问并确认他们是否有任何症状，以及他们又与谁有过接触。
为了追踪接触者，新加坡还推出了一款名为“共同追踪”(TraceTogether)的App，并鼓励全体新加坡人安装这款应用程序。当该App的用户彼此靠近或互动时，应用程序会向彼此发送蓝牙信号，记录下相遇的距离和持续时间。该App将这些数据存储21天，如果用户受到感染，相关部门可以回访这些数据。
此外，新加坡还推出了SafeEntry访客登记系统，自5月12日起，全岛所有复工场所都得采用SafeEntry访客登记系统。
亚洲各国国民的民族性的差异也是各国防疫模式异同的因素
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强大的配合度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也让中国政府的封城、停工措施较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并迅速地在各地开展的一大原因。
与中国不同，由于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韩国与新加坡的部分价值观与欧美国家一致，所以在制定防疫模式上，两国既对强硬手段的有所顾虑，而他们各自的民族的特点也对其防疫模式起到了调适。
例如韩国，该国一开始也如欧美国家一般并没有非常在意，不少民众也没有听从建议戴上口罩。但在大邱疫情爆发后，韩国全国上下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团结性，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教会，都与政府比较配合，一致对抗疫情，民众也主动戴口罩，听从政府的建议和安排，整个国家的价值观达到了空前一致。也正是这样的团结性为韩国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了较大的助力，在不需要强硬手段的情况下，仅用两周的时间便控制了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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