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央医院附近的石叻村龟仔山顶度过，时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龟仔山早年是座坟山，山下石叻路口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庙宇恒山亭，建于1828年(道光八年)或更早以前，是19世纪初先辈为祭祀及管理这一带坟山而建的祠庙。
新加坡最古老华人庙宇恒山亭位于石叻路村口，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人义山管理机构。(档案照片)
龟仔山上的古坟，属于恒山亭坟山的一部分，为新加坡最古老的坟山地带，当时山上古坟已多是无人祭祀的荒冢。
在好玩的少年时代，长满乱草的坟山野坡，成了我和童伴们经常活动之地，满山道光和咸丰纪年墓碑的荒冢比比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乱草之间，有几个雍正和乾隆纪年的墓碑!
当时华文还用繁体字，因为字体相同，我起初老把墓碑上的乾隆念成“ 干隆”(干字繁体为乾)，被大人嘲笑纠正，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丽的呼声广播王道讲古，说过的吕四娘夜取雍正人头报仇故事，脍炙人口，所以一见墓碑上的“雍正”就懂。
所以上小学前，我已在龟仔山的古坟墓碑上认识雍正、乾隆，及道光咸丰这些“古字”。
这些记忆中的古墓，说明早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前，本地就已有华人移民生活，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可惜这片坟山60年代中期清理时，未留下任何记录。
早期华人移民的记录
有关华人和新加坡的记录，最早见于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书中记录龙牙门提到的“ 单马锡番”，并称岛上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近年本地考古发掘，也显示早在宋元时代，新加坡与中国已有贸易往来，故当时有华人落户定居或卒葬本地，亦属正常。
但这些史料，都没有明确的人物身份记录。
黄尧《星马华人志》称早期市区“山仔顶”的山上原有宋代古墓，墓碑刻的是“谢”姓人士;另外1949年在义顺村附近也曾发现明代古墓。
但这座宋代古墓未有其他留存材料佐证，所谓明代古墓虽有墓碑拓片，但据碑文“义叙明考朝元程公之墓”的格式 ，应为反清复明志士之墓，年代可能迟至晚清，非明墓。
近数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华人古墓，为1833 年(道光十三年)的方珊坟墓。
据新加坡南洋方氏总会的记录，那是1941年方姓族人在“新加坡升旗山旁侧的龟仔山墓群中”(又是龟仔山!)发现的，当时已成荒冢，遂由方姓族人出资将它迁葬“武吉知马咖啡山公冢”，2008年再度被发现。
这个记录，已被2012年新发现的两座1829年(道光九年)古墓取代。
它们是武吉布朗咖啡山寻墓人吴安全兄弟所发现，墓主人分别是邱其连、海澄人洪斌老。其年代比方珊墓还早四年，遂成为目前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墓。
1829年是莱佛士登陆后第10年，故无论邱其连和洪斌老二人何时来新，依去世时间，都应属开埠时的第一代华人移民。
开埠前的华人移民
关于新加坡开埠前的华人移民，主要记录有：
一，天猛公的说法。
1819年1月30日，当莱佛士与天猛公签订临时协定后，威廉·法夸尔的副官纽波德上尉问天猛公，本岛上有多少居民。天猛公的官员回答，当时岛上的居民约有150人，有马来人及海人，亦有约30名华人。
这段英国人记录的“150人荒凉小渔村论”，多年来曾是新加坡早年史的金科玉律，近年来学界已多方论证当时岛上人口其实远不止此数。
但即使只依该记录，也证明早在莱佛士到来之前，就已有30名华人移民在本地生活。
二，法夸尔中校(W. Farquhar)的说法。
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三州府纪录》卷L之11有两则记录，是新加坡开埠后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致给莱佛士的秘书赫尔中尉(Lt. I.W.Hull)的报告书。
1822年12月23日的首份报告书说：“皇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实利己山，……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西面是一个华人的甘蜜园。……从皇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帅府的旷地，都未开发。但是，在此处的东北面倒有一个华人的甘蜜园，这甘蜜园是我们未来新加坡前便已开拓的。”
1822年12月28日的第二份报告书又说：“天猛公曾把若干地拨给华人及马来人作种植的园丘。这类园地计有20份，都是英国人来此驻扎前拨给的。”
这两份报告书清楚说明，在莱佛士登陆前，已有不少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
假设这20块园丘地由华人及马来人各占一半，每块地只颁给一人，则在英国人来此之前，至少已有10名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他们已非无分文的苦力移民，而都是园主。
三，《三州府纪录》卷之六记载土地局土地买卖簿册。
这份殖民地官方档案的土地买卖登记，记载1822年5月10日，英国印地安那号船长柏尔上尉(Captain J. Pearl)，向三名华人购买史丹福山周围三块甘蜜园，他们分别是，陈源夏(Tan Ngun Ha)，园地在山之西面;陈亚鲁(Tan Ah Loo)，园地在西南面;王瑞(Heng Tooan)园地在东南面(中文人名皆音译)。
由此可见，当时的史丹福山(后随柏尔上尉姓氏改为珍珠山，Pearl Hill)几乎全部都是陈源夏、陈亚鲁、王瑞三人经营的甘蜜园，而且均于英国人未来之前便已拓殖。
据档案馆前馆长林孝胜从上述华人名字在档案里的英文拼音，推测陈原夏与陈阿鲁是福建人，王瑞为潮州人，他们是目前有姓名记录的三名开埠前华人移民。
但他们在本地生活的时间，仍是开埠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清初移民的出现
多年来未能在现有史料中见到任何与雍正、乾隆年间华人移民本地的明确资料，我童年记忆的疑问，始终未能解惑，只能一直留存心中。
没想到答案却“藏”在中国民间的族谱里!
上世纪50年代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学者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等人，曾在泉州晋江侨乡收集80部族谱，进行研究。后来学者专家继续收集，于1998年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出版《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一书，收录有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狮、德化八县市收集的200余部族谱和家谱。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些族谱中，发现不少当地人在清朝时期出洋到新加坡的珍贵资料。
最重要的是厦门大学学者李勇，在福建晋江《鳌岱柯氏族谱》所发掘的两则记录：
一，“则美公，……生康熙丙子年(1696)九月廿四日，卒乾隆辛巳年(1761)九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二，“则盛公，……生康熙乙酉年(1705)，卒乾隆庚寅年(1770)十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上述记录说明，早在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两位福建晋江人柯则美和柯则盛，已经在新加坡生活，是目前发现有姓名身份记录最早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
若按华人“弱冠南渡”的一般规律，以20岁计算，他们二人约当分别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5年(雍正三年)来到新加坡。
在另一部永春《桃源东熙王氏族谱》中，还有两则记录：
一，“明助，生乾隆已丑年(1769)七月廿七日，卒乾隆壬子年(1792)八月廿七，葬在新加坡”。
二，“明侃，生乾隆辛丑年(1781)，卒乾隆乙卯年(1755)，葬新加坡虎亭。”
这两记录，明确写明两名永春人王明助、王明侃，先后于乾隆二十年和五十七年葬在本地，都是属于乾隆年代的古墓。
此外，在50年代收集的80部晋江专区侨乡族谱中，学者也发现乾隆、嘉庆年间，南安、永春地区共有23人到新加坡的记录，其中乾隆年间(1736 -1795)有六人，嘉庆年间(1796 - 1820)有17人;其中有许多就是“葬实叻”。
这些族谱只是闽南部分地区的民间记录，未能代表全闽及粤潮琼等华南各地的历史全貌，但仅此就足以证明，在新加坡开埠之前逾百年，已有晋江、南安、永春人南来新加坡并安葬于本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名永春人王明侃，他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的葬地为“新加坡虎亭”，虎亭应为地名，但也显示当地应有一座称为虎亭的坟地山亭，说明当时新加坡已有福建人的坟山组织与建筑。
此外，1828年恒山亭新庙落成后四年，1831年该庙前还发生有人被老虎杀害的新闻事件。我童年时就曾听村里老辈说该庙为一“虎穴”，这说明恆山亭周围原是老虎出没的地方，“虎亭”之名，不知道是否就是恆山亭原来的名称?只是年代久远，只能联想揣测，已经难以确定。
华人移民年代提前
曾悬挂于百年古庙天福宫内的乾隆十年古钟，是本地早年移民文物，现已归中国厦门华侨博物院收藏。(杜南发摄)
1983年本地学者庄钦永在百年古庙天福宮內的观音殿，发现一枚古铜钟，钟上志期为“乾隆十年”(1745年)，由于天福宮落成于1840年，这个乾隆古钟的来历也就成为谜团，人们多认为它是新加坡开埠后，才被人带来本地，供奉于天福宫(这件重要文物已于2004年成为厦门华侨博物馆珍藏)。
查道光年间出版的《厦门志》卷一五风俗条，就有雍正、乾隆年间，厦门船舶常到新加坡的记录。记载称：“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初年(1736年左右)”，船舶“外至吕宋、苏禄、实力(新加坡)、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这项记载，加上闽南地区族谱中的新发现，确实证明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就有华人来到新加坡从事贸易活动的事实，也就有了定居甚至安葬的可能。
天福宮內的乾隆古钟，及我童年在龟仔山上所见的雍正与乾隆纪年古墓，显然就是部分早期华人移民的遗迹。
特别是自福建地区族谱里的新发现，由于族谱是比家谱更正式的宗族记录，入谱程序十分慎重，可靠性甚高，而且记录不少，互相作证，更可将华人移民本地的确实年代，提早到莱佛士开埠前逾百年。
这项新发现，不但填补一段历史空白，也证明我童年记忆中在本地见过的雍正、乾隆纪年古墓，确实曾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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