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问题不应该因人废言，但有时候议论者的身份背景却很关键，因为它可能说明议论者发言的立场，以及所代表的利益。
已经退休的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美英在《海峡时报》发表的《英语、母语和新加坡身份认同》，代表的正是一种本地中产阶级的主流偏见。
事实是残酷的，并不因为人们的好恶而有所改变。陈美英所得出的英语是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结论，其依据有事实和数据支撑。至于这到底是值得自豪还是可悲，就见仁见智了。
她提到李光耀在1986年的国庆仪式，因为主持人首次只用英语串场而感到高兴，借此证明英语作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正当性，也可以借用同样是李光耀2012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里面的一段话反驳：
“我们的双语教育的模式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有很多波折。我甚至曾在1989年表示，如果有机会回到1965年或1970年，我将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的教学，并鼓励所有的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从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渡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去。”
那是距离1986年他表示自豪后的三年。
当然也有人指出，同样的这段话并没有出现在这本书的英文版。至于原因为何，就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没错，数据和日常生活的观察都显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已经单语化了。
鱼尾狮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的标志。
尽管陈美英在文章结尾时，好意地表示新加坡人其实是多语的一群，就像她能够用英语教学，用闽南语研究乩童文化，用马来语表演马来戏曲一样，但是她的成长经验是在双语政策还没有消灭新加坡的多语环境之前。
如今除了少数资质聪明的年轻人能够掌握双语，大多数年轻人恐怕是邯郸学步，英语既说不好，华语也词不达意，更遑论自己真正的母语——方言——了。我敢肯定地说，类似陈美英多语的情况，在她的学生当中是凤毛麟角。
善意地理解陈美英的意思，她所谓的英语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下一代的新加坡人。
现如今，因为不懂得英语而不敢乘搭地铁出门的老人家比比皆是，就此判断说英语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对这些吃了亏又被卖乖的为数不少的建国一代，恐怕有失厚道。他们贡献了青春建设这个国家，到头来竟然因为不懂得英语，而被排除在新加坡人身份认同之外。
新加坡“立国一代”一起自豪地举起立国一代卡(Merdeka Generation card)。(联合早报)
英语是新加坡的主流语言，是不争的事实。但英语也是新加坡人判断社会地位的标志，就如英国人是通过口音来辨识人们的阶级身份一样。
那些丧失了母语能力而只会讲singlish的新加坡人，自己再怎么自我感觉良好，也难以获得体制的肯定。
陈美英在文章里举了维根斯坦的观点，其实正好反证了她自己的阶级盲点。就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决定了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我相信华语能力不强(这是我从她行文中所得出的印象)的她，才会自信且自豪地认为，英语已经足以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我出生于建国之后，跟祖父母用方言沟通，跟父母用方言和华语沟通，跟孩子尽量用华语沟通，跟亲戚和朋友也是如此。
英语并不是我的情感语言，也不是我的传承语言。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我对孩子及他们社交圈的观察，当我这一代人凋零之后，英语或许就真的是新加坡人认同的标记了。
最后我必须说，虽然陈美英的观点让我不舒服，但是我还是必须肯定她发表文章的举措。
语言在任何社会都是敏感课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敏感就回避它。就因为问题复杂不易，更需要不同立场者秉持善意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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