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一座高高的纪念碑并不显得起眼。纪念碑伫立在一座公园内，碑座用4种文字刻着“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偶尔有三三两两的人走过，历史的硝烟化作绿树清泉，格外肃穆。
1942年2月1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英军投降，日本陆军第25军占领新加坡。太阳旗下，等待新加坡华人的是一场浩劫。日军“肃清”新加坡华人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即将开始。
2月18日，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正式下达“肃清”命令。“肃清”一词在中文、日文中字形一样，是指在华人中清除反日分子。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法雷尔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说：日军一方面根据某些项目名单来找出所谓“反日分子”，比如戴眼镜的要被抓，因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文身的要被抓，因为他们可能是“结党歹徒”；积极抗日人士毫无疑问要被抓；海南人也要被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另一方面，在每个验证点，一些告发者蒙着面协助日军进行指认，日本士兵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新加坡18岁至50岁的青壮年华人男性都被带到这些验证点进行“验证”。从现有资料看，那些被选中的人被推上卡车，大部分被运往海边射杀，也有些人被砍头。
“很多人都是无辜的，因为每个验证点对验证出多少‘肃清’对象都有配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二战历史学家凯文·彼特·布莱克班对笔者如是说。日军通过屠杀以达到对新加坡的完全控制，这已是日军在亚洲的一种行为模式。山下奉文此前在中国东北战场就通过屠杀来控制形势。日军把“验证”出来的人带走，秘密杀害。但对其亲属来说，因心存亲人仍然活着的希望而不再反抗，期待有朝一日亲人能侥幸归来。这种心理战术震慑住不少人。
入侵新加坡前，日军已认为当地反日情绪强烈。占领新加坡后，“肃清”令的下达导致的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屠杀，这和日军在南京、马尼拉进行的大屠杀不一样。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历史悠久，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华人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就竖有一座“南侨机工”纪念碑。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南洋华人不仅积极捐款，筹措大量资金援助中国抗日，3000多名南洋华人司机更是回到祖国，在滇缅公路上冒险运送抗战物资。新加坡作为南洋华人抗日的中心，早已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占领新加坡后对华人更加残酷。
“肃清”的血腥历史，并没有被新加坡人遗忘。新加坡政府将当年肃清之处作为文物遗址。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发掘出大量肃清被害者遗骸，引发了社会向日本讨血债、要道歉的强烈呼声，“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随之建立。
在新加坡旧福特工厂纪念馆、樟宜博物馆等二战历史博物馆里，一幅幅图片资料、一份份文字记录、一具具被害者遗骸，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恐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海面浮尸组成了一个时代一个族群的灾难记忆。而幸存者口述历史，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惨无人道。
布莱克班每年都在学生中做口述历史的项目，让学生采访家中的老一辈，讲述新加坡在二战中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马来族学生的故事。学生的祖母扎莱哈·苏门是华人，出生在距新加坡只有50公里的马来柔佛州哥打丁宜县一个村庄。1942年2月28日，在日军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肃清”中，扎莱哈的父母被杀害，村里同时有2000多名华人遇难。6岁的扎莱哈成了孤儿，被马来族邻居收养，学习马来语言和文化，成了穆斯林，后来嫁给马来人。本为华人，因为战争失去亲人，最后变成马来人，只会说马来语。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外婆的弟弟在验证时被日本人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全家人都很难过，以致再不愿买日本货。
新加坡“肃清”大屠杀到底有多少华人遇难？日军战后提供的数据是大约5000人，而新加坡当地华人认为有5万人之多。具体数据已无从知晓，然而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应该正视的历史。卓先生是少有几位能把笔者准确带到一些二战博物馆的新加坡出租车司机。他说，从历史课本上学过新加坡在二战时被侵略的历史，但是这么多年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流，年轻一代难以体会其中的感情。
每年2月15日，在新加坡都会有二战纪念活动，不少人会来到“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悼念。历史无法忘记，也不能忘记。唯有知晓过去苦难的道路，才能找到未来进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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