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新加坡财政部部长吴庆瑞提出：
亚洲国家城市要把自己的角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滩头阵地转变为在自己独立政府领导下的、有活力的、为改变乡村状况而实行现代化进程的阵地。
吴庆瑞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新加坡经济的看法。作为一个主要港口，它的经济发展为广阔的内陆地区的基础经济提供了支持。他还提醒人们注意，作为新加坡的经济腹地，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是由新加坡的资本和管理技术作为支柱而培养起来的。直到1967 年，新加坡仍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的一个“自然贸易中心”。
最初他在1960年担任新人民行动党政府的顾问，后来这成了他在新加坡的终身职务。他曾因为建议与马来西亚进行经济合并而广受赞誉。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他成为政府的非官方经济顾问，帮助其制定经济战略，使新加坡成功转型为一个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和服务中心，保障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生存。
1960年中期，其传统的经济财富来源遭到封闭。马来西亚政府为了改变其依赖于新加坡港口经济的传统模式，重组国家经济组织，建立了一系列经济壁垒，敞开国门，迎接世界经济的到来；印度尼西亚作为新加坡的另一个经济腹地，随着苏加诺政府国有化经济政策的出台，印度尼西亚也渐渐脱离新加坡的贸易经济；作为殖民地时期新加坡主要经济来源的中国，同样发生了巨大变迁一一文化大革命，这次革命阻止了新加坡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1968年，英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达成一致，继而宣布提前撤退驻扎在新加坡的军队，其速度之快无疑对新加坡经济又是一大重创，当时英国军事开支几乎占新加坡经济来源的20% 。
面临传统经济支柱的坍塌，新加坡政府不得不重新定义国家经济，以确保在后殖民时代，国家能在内部政治斗争激烈的亚洲地区生存下来。显而易见，新加坡不能仅靠内部地区取得经济的持续发展，于是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邻邦以外的经济贸易纽带。
如何准确判断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重新使自己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是新加坡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新加坡接受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所成立的联盟，并且将西方市场作为主要目标。它还采纳了联合国经济顾问组的建议，开始重组经济，由国内市场的进口工业化转变为向西方市场的出口工业化。也就是所谓的“加速出口导向工业化”，先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在这一计划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大力推行制造业基地是新加坡经济策略的另一创举。在国际运输系统中，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运输枢纽，这种先天优势使新加坡更好地与世界各国紧密相连，加工的产品可以以低廉的成本，轻松、快捷地运往终端市场。1968年，新加坡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航运公司一一东方海皇轮船公司，1969年，新加坡一跃超过了伦敦成为英联邦里最繁忙的港口， 1975年，紧跟纽约、鹿特丹其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最繁忙的港口。新加坡政府的巨大努力，不仅维护了1819年英国殖民当局创立的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扩大了海上制造业的发展，造船业和修船业的迅速发展也提升了新加坡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的声誉。
财政服务部是新加坡的第三大部门。1968年，新加坡成为亚洲美元市场总部，与此同时，1969年，黄金市场开始运行。为了加强对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管理，政府还鼓励国际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新加坡成立分公司。
为了应对1965年后的经济挑战，新加坡政府还对教育体系进行了重组。新加坡的教育开始转向以技术和职业培训为主，因为技能的不断提高是劳动力经济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重要途径。1970年，新加坡马来联合学院申请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这种转变被认为是对马来社会的一种打击，因此也遭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反对。同时，这种转变也难以取悦华人社会，因为早在1950-1960年，华人社会就为了保留中国教育和中国学校而付出过不懈的努力。于是新加坡马来联合学院的申请很快遭到了质疑，对马来国家而言，这种教育难以充分地为马来就业市场提供更多的有用人才；华人家长则开始让孩子报考南洋大学（一所由中国社会建立和赞助的以汉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大学） ，但是毕业后他们的薪酬却低于新加坡大学的毕业
生。人们开始意识到，良好的英语水平可以增加学生在跨国公司、国企以及行政部门的就业机会。于是到1980 年，新加坡全国教青系统被修改为：以英语为教学用语，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则为第二官方语言。新加坡政府坚信：坚实的英语基础可以帮助新加坡经济持续转型并且达到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标准。与此同时，遵循这种经济律令，新加坡教青系统也
在随之被改革。
新加坡政府坚持不懈地进行国家经济的改造取得了丰硕的成绩。1960一1965年，新加坡经济年均增长率在4 -7%之间； 1966-1970年，已经增长到20 -22%之间。许多因素促成新加坡经济这一健康的成长，无论是上述的内部调整还是外部大环境的变更都在无形中推动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当然新加坡能如此大规模范围内而成功完成经济的重新定向，还要取决于其狭小的国土面积。各项新政的出台就能得到迅速的推行，这是人口稀少、城市国家的优势，同时，也正是这种快速的市场反应也迫使政府对经济政策的不断的推陈出新。世界上，也只有这种专注于生态位的经济专业化体系最适合新加坡这种小型城市国家。
回顾新加坡独立后所走过的道路，最大的挑战是从马来西亚分离独立后的重新定义。分离迫使新加坡政府为了本国经济的生存，要重新考虑国家策略。于是政府将视线放在了增强跨国投资、拓展新加坡与西方国家的商业联系，并以发展这些，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个过程中政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为水空交通枢纽、金融投资中心、造船和修理业的据点、旅游基地和服务中心，并以制造业中高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信和运输技术的提高作为资本。
然而，专业化、单一化也附伴随着一定的风险。1985-1986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大量跨国公司撤离在新加坡的运营，这使新加坡政府深刻认识到多样性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只有这样，本国经济才不会在任一个经济领域遭受外部冲击时，而显得弱不禁风。于是新加坡政府也开始在本国培育经济基地，以此基地构建的公司才不会在经济危机时抛弃新加坡。
新型的经济策略决定了新加坡的下一个发展轨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新加坡总体来说只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新加坡则变成向其他国家注资的外商投资的一分子。新加坡再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服务于跨国公司商务策略的场所，它已逐步发展为经济中心，各类全球性的商业活动都以新加坡作为基点而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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