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距离中国2019年12月31日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已经过去100天了。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球多国蔓延，全球疫情拐点仍然未见踪影。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发布的全球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新加坡时间4月10日6时59分，全球累计死亡病例新增7,117例，增至95,455例，累计确诊病例新增85,392例，增至1,596,496例。
全球民众面对疫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即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确诊病例新增32,385例，增至461,437例，死亡病例达16,478例，新增1,783例。重灾区纽约州新增10,718例确诊病例，累计增至161,779例。死亡病例增至7,067例，增加799例。纽约州的病例占全美逾三分之一。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4月9日单日新增565例，创单日新高，国内确诊病例增至5,518例。连同邮轮“钻石公主号”和乘坐包机回国的患者，确诊病例总共有6,244例。
英国：卫生部门4月9日公布，英格兰医院的死亡病例新増881例，累计增至7,978例。政府公布确诊病例累计升至65,077例。
意大利：4月9日公布新增610例死亡病例，累计增至18,279例，死亡人数为全球最多。确诊病例增加4,204例，累计增至143,626例。累计有28,470人已经出院。
西班牙：根据卫生部网站数据，西班牙4月9日新增683例死亡病例，累计增至15,238例，新增死亡病例数量连续两日回升后减少。确诊病例新增5,756例，累计152,446例。当地确诊数量已超越意大利，成为全球第2多的国家。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4月9日公布，截至当地时间9日0时，韩国确诊病例新增39例，是自2月20日以来时隔49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跌破40例，累计增至10,423例。死亡病例新增4例，累计增至204例。康复并解除隔离的病例累计6,973例。
新加坡：卫生部4月9日宣布新增287例病例，再创单日最高增幅纪录，当中只有3例属境外输入，其余284例都是本土感染。累计总病例升至1,910例。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爆发后，全球各地不同学者都在预测疫情进展，甚至利用不同技术估计未来的感染人数与死亡数字，但这些数字往往相差巨大，就算同一机构的预测，也有可能在两周内出现大变化，为何学者预测疫情的数字会这样不同?
学者预测各有不同，惹来不少人好奇，例如英国《卫报》刊出文章《新冠病毒的模型怎会这般错?》(How can coronavirus models get it so wrong?)，《华尔街日报》也刊文《新冠病毒模型的艺术》，并提到好消息是很多地方的现实疫情发展都没有早期预测般严重。
华盛顿大学的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IHME)，近日预测美国在未来4个月可能会有超过8万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总体数字与两周前的预测相若，但若论对个别州的预测则大不同，例如对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死亡人数预测大减8成、对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预测数字却是增加逾倍等。其实，科学家的预测变化大，可能是因为：
1：初期数据资讯少基于大量假设：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面对新的事物、数据资讯少，故此科学家往往要用旧的数据模型去预测，当中会出现大量假设条件，例如IHME所使用的模型，初期是使用中国疫情的数据，但之后会发现其他地方的情况与中国不尽相同。
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使用的数据模型也有类似情况，该模型是基于13年前时机构预测一场大流感的代码，并假设这次新冠肺炎所造成对ICU病房的需求与该场流感一样，结果现实也是相差甚大，造成估算上的偏差。
《卫报》便指出，分析都是要依赖数据，故此预测那些疫情已过高峰的地方(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结果，会比预测疫情未到高峰的英国来得可靠。
2：另一预测不准的原因，也在于疫情期间能够影响未来走势的因素多，科学家难以一一计算。
例如IHME使用的“默里模型”(Murray Model)，3月底估算时考虑的因素是人口年龄结构，但并不包括可能影响疫情的许多其他因素，譬如人口密度、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程度、慢性肺病患病率等。
科学家也深明箇中局限，故此预测结果往往有一个不小的估计范围，例如IHME预测英国4月17日最多人染疫死亡，但预测数字范围是由800人至8000人，当中也反映学者对数字的不确定。
《华尔街日报》便指出，病毒数据模型是对未来疫情的一个指示，但不是完美，对于政府决策而言，预测结果是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一种工具，但不会是神谕。
流行病传播时，随着时间变化，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是多少?关于这个问题，流行病学家从上世纪前期就已参考过往经验，提出各种数学模型来描述。
以SARS疫情为例，2003年就有至少十篇的统计模型被提出来，以流行病学早期最经典的易感-感染-恢复模型(SIR)为例，首先可想像，在一个空间里有两种人：
一种是健康的人(用A表示)，另一种是不幸被感染的人(用B表示);A和B在这个空间中会随机乱走，因此有一定机率会彼此相碰。当A碰A或B碰B时，并不会有反应，但是当A碰到B的时候，则被感染的B有一定机率会将健康的A也变成B(将病原传给A)。
把上述的情况用一条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式来代表：
A(一位健康者)+B(一位被感染者)→2B(兩位被感染者)
此反应速率会跟空间中健康者A和被感染者B的数量分别呈正相关，因此当一群A里面忽然有了B，随着时间演进，整个群体会逐渐都变成B。而B的数量增加最快的时候，并不是最刚开始出现B时，而是A和B数量差不多的时候(因为两者相碰的频率最高)。
因此，起初B人数不多时，人数增加得并不快，而当跨过最高峰后因为可被感染的人变少了，B所增加的速率也就会接着降低。
理论上，在不考虑健康者A自然死亡的情况下，A+B的数量会等于区域内的总人口数。但若在疫情发生后进行隔离防疫，相当于限制B可以触及A的机会和范围，因此A+B的总数量会随着防疫的落实而大幅减少，形成一个初始的边界条件，并决定最后的总感染人数。
在此极为简化的模型中，每日新增的被感染者写成数学式就是：
每日新增的被感染者数 = 「当日患者数」x 「当日健康者数」 x 常数
用这样的式子就可以计算，随着疫情演进在不同时间点被感染者的增加速率。在此情景下，如何最快追踪到感染者并妥善对人群进行有效隔离最为关键!
新加坡——两小时。新加坡医疗队只有这点时间，去找到患者如何感染冠状病毒的最初细节，以及可能感染了哪些人。他们出国过吗?他们和这个城市国家发现的五个传染集群中的一个有联系吗?他们在街上对人咳嗽了吗?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都有谁，他们的酒友和教友呢?
在西方国家与野火般蔓延的冠状病毒作斗争之际，新加坡迅速采取行动追踪和检测疑似病例的策略，为控制疫情提供了一种模式，即便这不能完全消灭传染。
通过详细的侦测工作，政府接触追踪者查到了一群热情的歌手，他们放声高唱，排出飞沫，将病毒传播给家人，然后又传播到一座体育馆和一座教堂——这两处形成了新加坡病例最集中的地方。
如果只是在病毒后面追，就会永远落后于趋势。——新加坡卫生部传染病司司长
早期干预是关键。艰苦的追踪、强制隔离和小心翼翼的社交距离保持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由一个愿意迅速行动并保持透明的领导层协调进行。
在新加坡，患者生活、工作和娱乐的详细信息会很快在网上公布，让其他人可以保护自己。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会被进行隔离，以限制传播。政府本周进一步加强了边境防御，抵御新一轮输入性感染。
新加坡富裕而有序，多年来一直在建设其公共卫生系统，其中包括指定的流行病诊所，官方信息会敦促公众在流感季节洗手或打喷嚏时用纸巾。《传染病法》赋予城邦政府更多的权限，可以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而不是隐私问题。
今年年初，当有关神秘的呼吸道病毒的传闻开始在中国传播时，新加坡迅速采取了行动。从1月底开始，该国是第一批禁止所有大陆游客入境的国家之一。机场对所有入境人员使用热扫描仪测量体温。
拥有570万人口的新加坡迅速发展了每天对2000多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能力。在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华盛顿州，公共实验室计划每天处理400个样本。
在新加坡，检测是免费的，所有本国人的医疗也是免费的。新加坡有140个接触追踪者，负责列出所有病人的病例史，警察和安全部门也做些跑腿工作。经过数周的调查，以及启用一种可以检测出康复者的新抗体测试，卫生官员成功地将两个拥有33人的教会团体同一场春节晚宴联系起来，两个团体都有人参加那次晚宴。在两个教会之间传播这种疾病的人始终没有表现出严重的症状。
与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会被实施强制隔离，以防止进一步的传染。近5000人被隔离。逃避隔离命令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新加坡所有的肺炎病人均进行了冠状病毒检测。重症患者也是如此。在机场、政府诊所以及通过对接触的追踪均发现了阳性病例，其中大部分是追踪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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