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他称他为父亲。在内阁里，他称他为资政。在李显龙总理眼里，李光耀既是以榴梿表达关怀的父亲，又是新加坡的建国总理，是时代的英雄。为了制作李光耀纪念特辑，本报和新传媒早前以华语与李总理进行了访问，这篇访问之前未刊登。李总理一贯地笑容可掬，有问必答，从父子关系到现任与前任总理的关系，侃侃而谈。直到访问接近尾声，谈到李光耀如何启发后人的问题，触动了李总理的心弦。回想起父亲传奇的一生，他不禁潸然泪下……
李光耀是怎样的父亲？
李总理说，父亲平时把家务事留给母亲料理，但当孩子来到人生的重要阶段时，他非常关心，也很细心。父亲虽然很严，但不会把意见强加在子女身上。
“我们生病、结婚，或者选择上哪所大学时，他都有很明确的意见和观点。他会跟我们讨论，也会接受我们的意见，并了解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和志趣都不相同。他并不勉强我们走他认为我们该走的路。他会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出自己的路。”
长子眼中的父亲
在大众面前经常给人不苟言笑印象的李光耀，私底下用什么方式表达对子女的呵护？
李总理分享了一段和榴梿有关的回忆。
李总理在1992年10月被诊断出患有恶性直肠淋巴癌。他在接受化疗期间，接到在国外访问的父亲打来的电话。
“我还以为是什么重要大事，原来是告诉我，他买了一些榴梿要给我吃。后来我当然把它吃了，反正不会有坏处。”
李总理很早就接受，他们家不能像其他家庭那样，可以生活得有隐私。
“他曾告诉客人，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荧光屏上。”
因为父亲是总理，所以家里每逢大选或补选，总是人来人往。“我们的家就变成了竞选总部。”
让李总理印象特别深刻的少年回忆，是1963年选举前随父亲走访新加坡所有选区，接触本地各个地方和不同阶层的人。
“现在我去某个地方，总是想起当年是完全另外一个环境。当时的山芭区是陋屋，今天已经是组屋区。真的是沧海桑田。”
李总理表示，会想从政，部分原因是因为成长时受到那个时代的感召。
“我成长的那几年，刚好是新加坡建国前后几年。是动荡的年头，社会正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追踪报章上的报道，在学校里也跟朋友讨论时事……无形中，潜移默化地，我们吸收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和大趋向，被那个潮流带动。”
被询及是否曾经与父亲意见不合时，李总理表示，年轻时非常遵从父亲的意见，随着年纪增长，父子关系变得比较平衡。
他分享了患癌时的一段经历。当年新加坡中央医院已安排好医生为他进行治疗，李光耀却提议再找个中医看看。总理起初担心多一个中医诊断，可能会使治疗变得更复杂，但最终还是顺从父意。幸好这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对于诊断和治疗的观点与主治医生一致，李光耀也就同意让李总理接受院方安排的治疗。
父子在家以华语沟通
李光耀认为母语是维系文化的语言，因此把三个孩子都送进华校，并要孩子从小在家里用华语和他交谈，和母亲交谈时才用英语，直到孩子们高中毕业。
李总理说，他和弟弟妹妹进了华校之后，华语讲得比父亲流利，但父亲还是坚持用华语与他们沟通，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练习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个讲华语的家庭环境。
李总理记得有一年，全家到马来西亚福隆港度假。虽然是在度假，但李光耀不想中断华文的学习，便把当地的小学华文教师请到别墅来给他上课。父亲这种做事认真，即使度假也不停止学习或工作的精神，在李显龙成长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象。
他说：“如果他不是我的父亲，我可能也不是现在的我。他待人处事的方式，他的使命感，让我印象最深刻。你看着他，便知道如果你也有机会做他做的事，你也应该尽力而为。”
李显龙认为，父亲认真对待国务，并不是因为这是总理的职责，而是凭着一份对国家和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李总理说：“他觉得新加坡是他的责任，新加坡是他拼搏出来的，他有责任照顾好新加坡人，要替他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并启迪国人做出超越他们想象的事。”
当上总理之后
李显龙在2004年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理，李光耀以内阁资政的身份留在内阁，直到2011年完全离开。
谈到以总理身份与父亲在内阁的互动时，李总理表示，李光耀把行政和政策细节留给内阁处理，只会针对重要政策的原则表达意见。
最令李光耀担忧的是，新加坡能否长期维持不俗表现？他认为，新加坡一旦无法有突出表现，便注定难以生存。
“他有时想再发表一场演讲，再试图说服新加坡人不要太自满，不要觉得我们已经到位。我们告诉他，你已经做很多了，轮到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来做吧，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能说服新加坡人。”
李总理认为，李光耀给新加坡最珍贵的资产，是创建了国家，并将领导层接班的过程制度化。
“他和他的团队创建了这个国家，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创建了一个国家后，重要的是持续下去，如何让领导层接班，一代传一代……把交接的过程制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
李总理总结父亲的治国理念时，点出精英治国和人人受益的概念。
“他总是强调国家要有经济发展，必须保持竞争力。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向前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分享成功的果实，确保人人受惠，让大家都认为，新加坡的成功，我也有一份。”
谈到父亲做人的原则时，李总理提出三点——敢作敢为、诚实清廉，以及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第一公仆。
“第一，你想做某件事，就必须愿意说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可以针对任何事情质问我，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回答的问题。”
李总理表示父亲做人的另一个原则，是大公无私地维持一个清廉的制度。这不容易做到，尤其当犯错的是身边的官员或部长。
“别人若做错了事，你的责任是依法追究。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同志或下属而有所偏袒、包庇或宽容他。这样的事，父亲一生做了好几次。”
李总理表示，父亲虽然多年来担任新加坡的最高领导人，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地位而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利益或好处。
“所以很多年来，他在上班或放工时，坚持自己提公事包，不让别人替他拿，毕竟这是他的责任。他曾说，他不是一国之尊，而是人民的第一公仆。”
谁能取代李光耀？
李光耀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位巨人，受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尊敬。他走了之后，会否导致我国的外交影响力下降？
李总理表示，我国是否能保留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我国若能维持稳定与繁荣，以及拥有不断创新的体制，其他国家便会有兴趣听我们的意见；二、国家领导人必须是高素质的人才，能在国际场合上针对解决国际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观点。
李总理说：“当下我们的国际声望很高，主要是李资政以前做的工作……他走了之后，就得看我们有没有真材实料，能不能在跟别人交谈时，提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或帮他们了解我们的区域和时代的变迁。这个就要看我们的素质了。”
他也说：“有些人觉得精英制度是一件坏事，但如果我们的部长素质不高，他没办法代表新加坡人说话，我国就得吃大亏。”
把目光拉回本地，李总理认为，很难找到一个人，完全取代李光耀在国内所扮演的角色。
他说：“像李光耀这样的人，若在几代人中可以找到一个，已经很幸运了。不过若在整个领导班子里，有三四个人，可以方方面面地照顾到新加坡的需求，那就不错。”
李总理以种树为例，说明李光耀以前如何抓政策的细节。李光耀会关心，树若种在错的地方，会很难处理落叶。此外，当李光耀在听电台节目时，发现某人说错了某件事，他会马上通知他下次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李总理说：“这种事无巨细的治理方式不容易做到。你需要有洞察力和精力，能够不断地观察和判断，并告诉别人你的反应。我们尽力而为，但不一定能做到跟他完全一样。”
感慨一个时代的英雄
访问接近尾声，记者请李总理谈李光耀所体现的道德风范，可以如何启迪后人。
李总理说：“这是风范，也是典范，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模范。当然我们的能力、背景、时代不相同。时势造英雄，对他，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他经历过大战，经历过……”
说到这里，或许是父亲在动荡年代为建国奋斗的回忆一幕幕浮现，激动情绪开始涌上心头，脸上的笑容顿失，一时无法言语，只能紧咬双唇尽量控制情绪。停了几秒钟后，他尝试接着说，但越勉强越是难受，再也无法强忍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他只能说：“等一等。”
录像机还在继续录影，我们静静地等。在那无声的一分钟里，李总理退到了内心深处埋藏对父亲回忆的地方，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打扰。
不过访问还是得进行。李总理从裤袋里拿出手帕，拭干眼泪，喝了一口水，继续回答新一代领导人可如何以李光耀为典范的问题。
“时势造英雄，他是英雄造时势。李先生可说是一个独特时期的产物，他经历了大战、日占时期、反殖民地斗争、马来西亚时期，和建国初年。若不是这个背景激励他，使他决定从政，决定走自己的路、领导新加坡，以及打造自己的未来，我看就不会有这样的李光耀。在另外一个时期，他也会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但不一定会走这一条路。”
但李总理表示，李光耀终究在逆境中为国人创造出了奇迹，是英雄造时势。
他也表示，现在是个不同的时代，虽然存在许多未知数，但大致上是和平与繁荣，而不是革命的时代，最多只能说是改革的时代。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稳定的改革方法，也要寻找比较符合新一代人的领导方式。硬道理是有的，原则、目标、基本理念不能够改变。但是作风，政策、阐述的方法，寻求意见的广泛程度，我看现在跟以前必须不相同。”
访问来到尾声。记者最后想知道，李总理小时候需要父亲陪伴时，是否曾有私心，希望李光耀就只是他的父亲，而不是需要成天为全新加坡人操心的总理？
李总理说：“我没有想过这回事。父亲就是父亲，父亲有责任，有他的喜好，有他的生活，我的父亲就是李光耀。”
（信息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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